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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初，骆一禾给余切带来了《人民文学》的新一期，上面的最后一页，就写上了获奖名单。
骆一禾所说的那些小说全在里面，但余切更关心的是小说背后的首发杂志：《昆仑》、《青春》、《沪城文学》、《花城》、《十月》……
首都和沪市的刊物，竟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，把《军文艺》、《丑小鸭》等也算进去，首都又占了其中的大半部分。
看来，中国的文坛在首都啊，当一个作家怎么能不在首都呢？
在首都，提前一周就知道内幕消息，在外地，光是寄信通知就得一周多，前后就是半个月。
这边已经喝上庆祝的小酒，那边还在怀疑自己是否落选……
余切问骆一禾：“这个通知一定得那么麻烦吗？咱用电视机……哦不，收音机通知不行吗？”
电视确实太贵了，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卖六七百，普通人得攒两年。大家买不起。
骆一禾却说，“不是每个作家，都像余老师你一样写得快的，有些人创作十分困难，过的也窘迫，连生活也不能自理。”
“所以，还是得寄信？”
“当然了，寄信是最稳妥的。余社长，咱新现实社团还开不开会了？”骆一禾忽然话锋一转。
余切说：“开个屁，人都跑完了。”
现在燕大已经到了考试季，大家都不玩了，宿舍走廊有学生靠着墙壁抱着书本，低声默念；食堂也很安静，大家边吃边翻书，笔夹在碗沿上。
教学楼因为灯光彻夜通明，每间教室都被占满，有些学生干脆带着垫子坐在走廊里复习。
就连五四文学社的诗人们，现在也不搞行为艺术了嘛，不及格是要被劝退的。
余切也忙着写课程论文，他有个“双轨制”影响的课程论文要写，这事儿现在是热门话题。燕大一些教师，本身也是社科院的智囊，他们当然会把自己研究的当做考题。
啥是“双轨制”？
简单说，就是社会上一个价（高），国营厂一个价（低）。
改开后，国内很快开始搞“双轨制”，但是84年之前是农村和生产资料的双轨制，它没有剧烈的传达到城市居民，也没有大规模在消费品上面搞双轨制。
因为当时本来没有考虑在城市和消费品上搞双轨制，但是时局逼迫下，发觉不得不搞。
这么说吧，燕大经济系下面的政治经济学系，有个叫林一夫的人，他是宝岛人，原先已经在那边拿了硕士学位了。
然后，某天林一夫游过海峡跑来这边投诚，燕大学院这边火速给了他学籍，然后一年就让他硕士毕业，送去美国芝加哥大学，师从西奥多·舒尔茨（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），专门搞农村改革的研究，写的论文全是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相关的——显然对他委以重任。
他是首位接受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返回国内工作的学者，等他回来就会傻眼了，因为城市竟然也放开了，而且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农村。
还记得万县首富吗？
牟期中的好日子就快要来了，倒爷的春天即将到来。
所以，余切就在自己的论文中大概描述了一下后果：会迎来暂时的阵痛，但长久看是好的。
为啥呢？
余切在自己的论文中用大白话写道：
原先的经济就是单轨制，国家来定价格和生产，这一套已经执行不下去了，但如果立刻的彻底放开，那就是等同于“休克疗法”，会有极其猛烈的通货膨胀，这会引起城市居民丧失对政策的信心，也执行不下去。
而双轨制产生的疼痛，痛的久，痛的慢，但不至于一下痛死人，它是当前不体面但最务实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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